理论缝合文本勘探与多元对话(2)

《“沉默”与“多元”》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对“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这一哈桑理论中的经典命题加以深入解析，从而有效推进了学界对后现代“不确定性”的思考与探究。在当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在内的急剧变迁，不仅使分裂与动荡成了常态，同时也触发了人们对一种流变不居的不确定感受的心驰神往。反映在学术领域，无论是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消解，还是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审判，无论是德勒兹对“精神分裂”状态的构想，还是瓦蒂莫（Gianni Vattimo）对文学、艺术、文化中“虚无主义”倾向的礼赞，无不从理论家各自的视点和学术积淀出发，将不确定性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最显著精神坐标。在《“沉默”与“多元”》这部以后现代为论题的作品中，不确定性自然是无法回避的对象，但作者并未跟风主流学术话语，而是以哈桑最具原创性的“不确定内在性”概念为轴心，由此而展现自己对后现代不确定性的独到见解。在哈桑的理论体系中，“不确定内在性”由“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这两个范畴嫁接而成。哈桑曾谈道，不确定性“充满了力图瓦解（分散、解构、切断连续性）事物的意志和力图整合事物的意志之间的空间”，［1］而内在性则昭示了当代人对支离破碎的不确定景观的接纳、包容和主动顺应，“它已经毫无形上意味地变成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不断扩张的符号系统的性质”。［1］127承接哈桑的思路，《“沉默”与“多元”》一书指出，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透过两者的转换与交互作用，“我们看到疯狂解构意志下潜藏的一种创造力量，这是人的心智中固有的、内在的、充满活力的力量”。［2］按照作者的看法，不确定性并非对一切本源、中心、价值和意义的摧毁，亦不能简单等同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式的无政府主义作风，而是必须经受主体的选择、吸收与认同，并不断被整合到一个独立、稳定、自足的精神结构之中。换言之，在后现代语境下，不确定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确定性”（determinacy）的土壤，并终将依凭某种确定性的姿态而得以具体化和彰显。

基于对“不确定内在性”的反复追问，《“沉默”与“多元”》一书指向了当代文艺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理论研究所存在的症候。即是说，研究者一方面意识到不确定性在后现代语境下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时常过度夸大后现代精神对一切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扫荡和瓦解。当这样的倾向被演绎到极致时，便只会导致规范的残缺和共识的陨落，并连带引发真理、价值、信仰，乃至整个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沦丧。对于上述危险倾向，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已做出了睿智的回应。如美国学者伯格（Arthur A.Berger）在学术荒诞小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Postmortem for a Postmodernist）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一位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的教授在家中被人同时用四种方法杀死，而警方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人杀死他。正是借助这一看似荒唐透顶的场景，伯格向人们展示了后现代不确定性在现实经验的频频拷问下所现出的窘态。［3］由此出发，《“沉默”与“多元”》对“不确定内在性”的阐发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作者试图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片多元、驳杂、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场域，其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处于交织、杂糅、互为前提的暧昧状态，共同折射了文艺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思想转折和话语变迁。上述见解不仅丰富了当前后现代研究的智识储备，同时也无疑传达出鲜明的批判立场与严肃的现实关怀。

除去学理层面的锐意开拓，《“沉默”与“多元”》一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坚持以文本为旨归，借助具体、直观的文本经验来印证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有学者从词源学出发，指出“理论”（theory）一词的产生可追溯至古希腊动词“看”（theatai），而后者又充当了名词“剧场”（theatre）的词根。故而，自诞生伊始，理论便包含着明显的“观察性”潜质，并始终与生动、丰富的经验事实保持着难以割裂的血肉关联。［4］理论的观察性在文学、艺术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可以说，文艺理论的最重要使命之一，便在于通过对各色文本的深度耕犁，将“形而下”的感受与体验升华为“形而上”的追问与沉思，并最终打破接受者的种种常识、惯习与“刻板印象”，得出具有穿透力和创造性的结论。然而，理论与文本的亲缘性在当代文艺理论中遭到了极大削弱。具体说来，研究者往往立足于各自的社会、政治、文化诉求，试图从文本中寻觅自己先行设定的答案。这样的理论姿态在引发批判效应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具体文本经验的割裂与肢解，并不免暴露出“观念先行”和“自说自话”的症候。［5］相较之下，《“沉默”与“多元”》展现出更加稳健而均衡的研究姿态。虽然该书聚焦于一系列颇具学理性的论题，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又不忘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不断从斑斓杂陈的后现代文本中萃取闪烁着智性光芒的精神内涵。在第二章《后现代性的预言》中，作者结合哈桑对乔伊斯（James Joyce）名作《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的解读，揭示了后现代文学在语言表述、文本结构、修辞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风貌。在第三章《“沉默的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中，作者同样跟随哈桑的脚步，对西方先锋派文学加以全面、细致的考察，进而提出，后现代文学、艺术、文化往往以刻意为之的“沉默”姿态得以显现，这种沉默并非一味的离经叛道，而是要“向西方文明的种种根本假设和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并最终导向了“对一个彻底解放的神话的展望”。［2］175在第四章《后现代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中，作者更是依托哈桑对卡夫卡（Franz Kafka）、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巴斯（John Barth）、凯奇（John Cage）、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等人作品的个性化诠释，揭示了后现代精神所孕育的，以“超越形式主义批评的藩篱，追寻意义和价值产生的终极源泉”［2］247为己任的“超批评”（Paracriticism）模式。依凭上述层层深入的文本勘探，在《“沉默”与“多元”》一书中，对后现代的讨论不再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操演，亦不再是承载研究者一己之见的载体或工具，而是立足于更加坚实、稳固的精神根基。

文章来源：《地质与勘探》 网址: http://www.dzyktzz.cn/qikandaodu/2021/0726/1117.html